萨提尔模式家庭探源团体疗效研究（上）

维琴尼亚‧萨提尔(Virginia Satir)是家族治疗的大师，她发展出来的治疗方法不论理念与技术都与当时其它治疗的观点有显著不同。萨提尔不采用病态模式，而是以人类成长的方式看待问题，所以她的方法兼具治疗性与成长性，且已被世界各地所广为采用。技术上，萨提尔模式的成长团体或治疗团体是一种兼具经验性、认知统整性、和有丰富行为演练机会的人际学习团体。萨提尔的重要理念有「自我价值」、「沟通姿态」、「家庭系统」以及改变的方法，她称为「转化历程」。本研究即是依据萨提尔的理念设计了一个短期、连续三个周六，总时数达二十小时的家庭探源团体。参加成员有十八人，全部为女性，年龄分布为20至54岁之间；其中已婚九人，未婚九人。研究者采用事后焦点团体访谈探讨此团体的成效，并以Yalom(1985)的团体治疗因素量表 (七点量尺) 分析此团体的疗效因素。

访谈内容之分析由两位研究者根据逐字稿，分别以团体设计理念所包含的项目，找出相对应的句子，再依萨提尔的冰山理念做归类整理，两人互相验证，直到达成一致共识为止。分析成员自陈的结果发现：短期萨提尔模式团体对成员知觉自己的沟通模式最有帮助，对成员了解或转化沟通型态也有帮助；但整体而言，一、在知觉自己的模式和实际付出行动间仍稍有差距。二、短期萨提尔模式团体对成员生活规条的转化或选择有帮助。三、短期萨提尔模式团体对成员改善人际关系有帮助。四、短期萨提尔模式团体对部份成员提升自我价值感有帮助。

此外，本研究发现此团体有效的治疗因素依序为：1.存在的因素(平均数5.39，标准差0.97)，2.自我的了解，3.团体凝聚力及家庭经验的矫正性重现并列，4.普遍性，5.注入希望，6.情绪宣泄，7.认同仿效，8.人际学习，9.利他性，10.信息传递(平均数3.36，标准差1.52)。此结果反映出短期萨提尔模式家庭探源团体最重要的治疗因素是存在的因素，此与萨提尔所说的自我价值的重建（我是我自己）颇有关连。以往的研究(Yalom, 1985;李玉婵, 民81;何纪莹,民83; 林美珠、王文秀, 民87)均未指出存在因素是相当重要的疗效因素，因此本研究的发现相当独特。研究者由此推论团体的治疗因素与理论架构应该有密切的相关，至于什么样的理论与什么样的治疗因素有关则有待未来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萨提尔模式，团体治疗，团体治疗因素

壹、绪论

 

维琴尼亚‧萨提尔(Virginia Satir) (1916-1988)是家族治疗的大师，她发展出来的方法不论理念与技术都与当时治疗的观点有显著不同。理念上，萨提尔不采用病态模式，而是以人类成长的方式看待问题，所以她的方法兼具治疗性与成长性，且已被世界各地所广为采用，且被视为一种增进自我价值的成长理论(Loeschen, 1998；林沉明莹、陈登义、杨蓓译，民87；翁树澍、王大维译，民88)。在Satir 与Banmen、Gerber、Gomoria合着的「The Satir Model-Family Therapy and Beyond」(林沉明莹等译，民87) 一书中便将萨提尔多年来的工作模式加以系统整理，并称之为「萨提尔模式」(Satir Model)。技术上，萨提尔模式的成长团体或治疗团体是一种兼具体验性、认知统整性、和有丰富行为演练机会的人际学习团体。应用上，萨提尔模式在国外是相当受到重视、且有效的一种家族治疗方式；它引导人们从家庭系统、规则、沟通姿态等许多面向来了解自我，并以提升自我价值为最终目标。

近年来萨提尔模式在国内也有渐受注目的趋势，学习与实务带领者日众，但有关的实征研究仍颇为少见。目前有以情侣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参加萨提尔团体后之改变历程的研究(庄雅婷，民88；陈奕良，民90)；以及了解在参加结构式或半结构式之萨提尔团体后，成员与其家庭成员之关系是否改善的团体效果研究(Pan, 2000)；这些均是集中在大学生或青年族群的研究对象。而简文英(民91)以国中生家长为主，探讨其参与萨提尔模式的亲职团体的辅导成效，则是极少数将萨提尔模式应用于社会大众的研究。再者，吕旭立基金会心理成长中心是台湾的萨提尔训练中心，它不仅提供萨提尔模式治疗的专业训练，同时也推出许多以萨提尔模式的成长团体或家庭探索团体。可惜的是，至今仍未见其针对这些团体的成效提出系统化的研究报告。这些情形均显示探讨实际运用萨提尔模式的现况或研究都是可以努力的方向。因此，本研究以社区民众为样本，并从参与者的观点来探讨家庭探源团体对其有何影响，以及进一步了解这些影响是如何发生的。

此外，本研究亦想探讨依据特定理论(萨提尔模式)的成长团体，其疗效因素有何特色。所谓疗效因素(therapeutic factors)是指可以促使团体治疗发挥治疗效果的种种因素，也可以说是一种导致改变的机制(change mechanism) (Rugel & Barry, 1990; Yalom, 1995)。早期的团体治疗拓荒者在临床实务上陆续发现可能是团体的某些因素造成成员的进步，例如希望的灌注(instillation of hope)、普同作用(universality)或替代学习(vicarious learning)。直到Corsini和Rosenberg(1955)整理出九项治疗因子，才确定了疗效因素的概念。而后来Yalom(1985)研究团体有效的治疗因素时，归纳出更广为国内、外学者所接受与引用的十二项因素，分别为利他性、凝聚力、普遍性、人际学习(又分为输入和输出两类)、信息传递、情绪宣泄、认同仿效、家庭经验重现、自我了解、注入希望及存在因素。本研究亦以Yalom的十二项治疗因素的概念与研究工具，以了解短期的萨提尔家庭探源团体有那些较为明显的疗效因素。

总而言之，本研究欲探讨的问题如下：

一、    短期萨提尔模式的家庭探源团体对参与成员在(一)了解或转化沟通型态方面，(二)生活规条的转化或选择方面，(三)改善成员的人际关系，(四)提升自我价值感等面向会有何帮助？

二、    此一短期萨提尔模式的家庭探源团体有那些疗效因素？

 

贰、文献探讨

一、 萨提尔模式的主要概念与治疗技术

萨提尔之所以被视为经验人本取向的家族治疗大师，乃是其看待个人问题的特殊理念与角度；而其所发展的介入技术也独树一帜，为其在家族治疗或团体中奠立重要的地位。兹分述如下。

(一)       主要概念

萨提尔模式治疗的主要理念包括有「自我价值」、「沟通姿态」、「家庭系统」，以及改变的方法(亦即「转化历程」) (吴就君译，民72)。其中前三者息息相关，以家庭系统为影响个人发展自我价值和沟通姿态的核心来源。Stair, Banmen, Gerber, 与Gomori (1991)指出我们是在家庭中开始学习到如何认识这个世界的，从出生的那一剎那起，就形成了最基本、最原初的三角关系(The Primary Triad)：即母亲、父亲、孩子(林沈明莹等译，民87)。由于家庭是个人在生命中所参与一连串及所有系统中的第一个、可能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个。因此最初的三角关系(或称为原始三角)对个人和重要他人的互动模式，以及自我价值感(自尊)有深远的影响(林沉明莹等译，民87)。

萨提尔模式称个人和(重要)他人的互动模式为沟通姿态，那是人们传递讯息的方式，个人将讯息赋予意义，传送出去，接收进来，并在内心或外在行为上做出反应。沟通姿态意味着个人如何辨认出其内心状态和外在行为模式的过程，是个人处理人际互动，以及如何评价自己的关键(林沉明莹等译，民87)。萨提尔认为不一致的沟通姿态是源自人们自小所习惯的家庭环境以及父母之间彼此互动模式(即原始三角)(林沉明莹等译，民87)，是一种生存的方式；当我们感觉生存受到威胁时，便自然会有的实时反应，但人们也从中学习到了僵化的规则，相信一定要遵循一些来自家庭或社会的规范，否则就无法生存。家庭成员的沟通应对模式正反映着其自我价值、家庭规则与外界如何连结等层面(Banmen, 1986)，萨提尔将这些防卫性的沟通分为四类，即讨好型、指责型、超理智型、打岔型等求生存姿态，这些都是自我表达与自我压抑二者之间不平衡所造成的结果。健康的沟通方式是一致型(congruent)的沟通，个人可以知觉到自己的状况、观察他人的状况并掌握整个情境，具有直接而确实表达感受与思考的自由，重视个人的独特性与差异性，是一高自我价值的表现(林沉明莹译，民88)。

延续这些理念，萨提尔指出有困扰的人会有下列四方面的问题：(1)自我价值感低；(2)沟通是间接、暧昧不清，而且不真实、不坦诚；(3)规则是僵硬、非人性的，不能协调的，而且一成不变的；(4)与社会的联系是惧怕的、讨好的、或责备的。相对地，滋润的家庭或经过「转化」的人，也会在此四方面呈现一些健康的特性：(1)自我价值感高，(2)沟通是直接、清晰和坦诚的，(3)规则是有弹性的、合适的、能依情境而调整的，(4)联系社会是开放的、具希望的(吴就君译，民72)。

再者，萨提尔常以正向的眼光来处理人们的问题，她常用重新框架来看待或指出问题背后的意义，并且视症状为解决问题的动力，这种使用转化的观点取代了矫治与改变的方式。其模式因此也被称为「人性认可历程模式（Human Validation Process Model）」 (Satir & Baldwin, 1983)。萨提尔的转化乃是以增加原则(add principle)的方式，吸收新的、更合适的、具建设性的行为模式，并扩充、调整、重新框架旧有的习惯模式，以面对压力，使个人更富有弹性、更具选择性(林沉明莹等译，民87；赖念华，民90)。由于所谓的改变乃是从自身中(原有模式)撷取资源，使人们任何求生存的努力以及原本隐含或被误用的特质，得以有正向的发展，同时再扩充新的学习，如此一来，人们不至于因自己有问题或错误而抹煞其自我价值。萨提尔强调每种规条或沟通姿态都可以转化，而不一致的沟通型态具有负向的特质，同时也隐含着正向的资源(统整性的种子)(Satir & Balswin, 1983)。例如，讨好怀有关心的种子；指责含有自我肯定的种子；超理智具有理智的种子；打岔则是创造力与弹性的种子。因此问题不在于不一致的沟通姿态本身，而是人们如何使用它们以及是否具有弹性与觉察。这种由失衡的模式中找到正面潜能种子的想法，运用转化而非全然去除缺点的介入角度，是萨提尔模式最极富人性的一部份。

上述观点都是萨提尔用来了解当事人的问题来源，以及协助其达到改变的方向与焦点。据此，萨提尔模式主要治疗的目标便包括了提升当事人的自我价值、建立个人内外在资源、帮助当事人为自己做出选择、对个人行动负责任、表现表里一致的沟通、从家庭规则和父母的限制中培养个体化以及管理情感(Chan, 1996；林沉明莹译，民88)。不论是个人或团体模式的工作，这些目标都是治疗者所依循的原则。

(二)       治疗技术

萨提尔在治疗过程中总是弹性地利用各种技巧，提供当事人表达、倾听、接触与爱等各种新的成长经验，因此也使她的理论与治疗模式显得更为生动且具实用性。萨提尔模式在转化历程的介入技术，不但包括从口语和认知上来了解不一致的沟通型态与僵化的规条，更从具像化、绳索的运用、具体行动(action)、雕塑(sculpture)、戏剧化及角色扮演(典型代表为家庭雕塑)等非口语方式来切入和探索当事人的问题(林沉明莹等译，民87)。她常使用具像化的技巧，以身体的姿势来探索内在情感；或者运用绳索来加强当事人身体感受、或具体呈现某种人际互动，以加深当事人的自我觉察，进而促进其做出新的选择。萨提尔认为行动可以形成图像，比语言文字更具有激发改变的能量(Andreas, 1991)。这种行动化的方法(action method)得以使当事人更能重温旧梦，经验性地处理当时的情绪与认知(郑玉英，民88)。例如，萨提尔常赋予某种沟通姿态一句话、一个代表动作，以具体呈现其所有重要的内涵与讯息；或利用行动连结当事人的内在期望与外在行为，以确认其语言与非语言沟通行为的一致性。

此外，萨提尔的雕塑技术也是应用行动化的原理，将人际互动的系统动力具体呈现出来，使当事人加深觉察与感受，并且增加新的观点与选择。此法经常用于帮助当事人觉察到自己习用而不察的无效沟通型态，以及缠缚已久而不自觉的规条，并藉以练习有效的沟通型态或转化规条成为生活原则(林沉明莹译，民88)。家庭雕塑(family sculpture)便是萨提尔将语言文字转化为行动最有名的例子。家庭雕塑协助当事人描绘家庭系统的互动，使家庭成员更清楚地看到自己，对不断重复的模式产生洞察。藉此，家庭规则可因此获得修正，新行为也得到尝试的机会(Satir, Bitter & Krestensen, 1988)。

冥想也是萨提尔常用来激励当事人，引导其整理并内化新学习的另一种方法。运用萨提尔模式的工作者(如Satir, Gormori, 与Banman)经常会在其所带领之工作坊的开始阶段或结束前，进行一段冥想。冥想可以催化成员进入一种促进改变的出神状态(trance)，使其觉察力能更聚焦于个人深层的内在。典型的做法为邀请成员找一个舒适的位置，放松，再引导成员自我欣赏与感激，促使个人自我接纳和觉察。此外，萨提尔的自我环描绘也是一种统整性的介入技术。萨提尔发现，虽然人与人之间各有差异，但是基本的资源却是相同的，她用自我环描绘来呈现对全人类共同资源的全人性概念(林沉明莹等译，民87)。萨提尔自我环的图形，是八个同心圆所组成，最中心代表每个人的神圣自我，向外每环代表八种人类共同的资源，分别是生理的、理智的、情绪的、感官的、互动的、营养的、情境的、和灵性的。萨提尔的努力是提醒人们重视这八个层面彼此的平衡与整合。

萨提尔对于技术的运用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需视当事人的问题与其文化脉络而得做调整。香港学者Chan(1996)便指出，萨提尔的沟通姿态及理论，在了解中国家庭上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一些家庭沟通模式，像不鼓励太多情绪表达、很少以语言来表达对其他家人的情感、比较喜欢间接和非言语的沟通方式、期待不用说出来对方就了解自己的心意等等不一致的沟通方式，对有效沟通来说是不利的。他同时也指出其戏剧化的雕塑及角色扮演对中国文化下的当事人是有具吸引力的。具体而言，这种行动取向的治疗模式应有助于启发兼重原理与实际做法的国人，不但能引导其觉察到家庭与个人的互动与关系，并且能进一步在既有的架构下促进转化。运用萨提尔模式的实务成效如何，其相关的研究发现于下文中说明。

 

关于萨提尔模式的相关研究均支持此治疗模式的辅导效果。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夫妻婚姻沟通的主题上。例如，Bozeman(1985)将沟通姿态、夫妻间次系统、界限、口语及非口语沟通与冲突等概念应用于夫妻沟通课程中，研究显示Satir的沟通概念为良好的配偶关系教育方法，能有效改善配偶沟通与关系。Getz 和Gunn(1988)采用萨提尔模式四种不一致的沟通角色架构来分析家人沟通问题，并采用合适的对应策略协助成员改善不一致的沟通，培养积极一致的沟通技巧，并以理情治疗策略挑战僵化的家庭规则。Wach(1992)的研究也指出此模式有多项辅导效果，能帮助配偶更自我了解、增进夫妻关系并获得使关系更新的力量。Bitter(1993)将此模式用于夫妻团体谘商中，结果发现成员能肯定其内在资源，且夫妻能被催化改变旧有相处模式。Willett(1996)结合其它理论设计教学录像带发现，即使萨提尔模式仅应用于录像带教学中，也能解决夫妻沟通问题，增进沟通技巧与婚姻满意度。而根据该模式设计的SIS(Say It Straight)课程方案研究结果显示，能协助成员发展有效的沟通技巧、真诚面对自己的渴望、提升自我价值并增进生活品质(Englander –Golden & Golden，1996)。

针对国人为研究对象的报告也显示萨提尔处遇团体有不等程度或不同面向的效果。庄雅婷(民88)以质化研究方式呈现了萨提尔模式沟通姿态转化的过程。其分析指出多数参与团体的成员表示此模式能促进其松动旧有规则且增加新的因应方式、提升正向自我概念以及对过去不良模式有新的觉察；少数成员则经验到要觉察和表达自己的需要、对于感情经营有新的决定、增加尊重和接纳、觉察问题在自己身上、以新观点看待男友以及期待控制自己的情绪。此外大部份的成员均体会到自己改变也会牵动到关系的改变。Pan(2000)以台湾大学生为对象，探究结构式与半结构式萨提尔模式团体的效益，在历时八周共二十小时的团体后，发现此模式使成员的家庭角色变得更正向而明确，家庭关系也获得改善，而且效果持续达八周之久。陈奕良(民90)的研究中运用家庭图、面貌舞会、沟通姿态的雕塑等萨提尔常用的介入手法，来研究婚前情侣的团体辅导效果，发现萨提尔团体对一致型的沟通具有立即的辅导效果。另外其访问发现，十八位成员中有七位能具体表达自己的感受、想法及感谢，八位觉察到家庭对自己的影响，三位觉察到自己或伴侣与父母的相似处。简文英(民91)的研究也应用了萨提尔模式的行动介入方法、家庭原始三角雕塑等技巧，探究亲职成长团体对国中生家长的辅导效果，回馈问卷中发现前述活动都是让成员印象深刻的活动。虽然其统计结果指出家长参加团体之前、后测没有显著差异，但访问资料的分析则显示出萨提尔模式的亲职团体对提升家长对自身不当沟通的觉察，以及减少亲职困扰是有帮助的。

    综合上述，萨提尔模式的研究在国内、外逐渐受到重视，研究结果大致也显示萨提尔模式颇能达到团体目标，有效改善成员的问题；唯研究对象多半是配偶(情侣)或青年族群，有关社区民众的应用研究尚不多见。因此，依据上述萨提尔的治疗观点，本研究设计了一个为时三周(三个星期六)，总共二十小时的半结构式团体，以社区民众为对象，来了解团体对成员的影响以及成员由体验中获得转变的内涵。

 

本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由某民间心理协谈中心代为对外招募(该中心为一宗教团体所创办)，在了解团体性质与同意接受研究后，共有18名成员参加，其中有半数成员为该中心之义工。成员全数为女性，年龄分布为：20-24岁一人，25-29岁二人，30-34岁二人，35-39岁二人，40-44岁五人，45-49岁三人，50-54岁三人。学历分布为高中职三人，专科五人，大学九人，硕士以上一人。其中已婚九人，未婚九人。

 

二、   研究设计、过程与工具

本研究中萨提尔模式的成长团体为连续三个周六，第一次六小时，其余两次各为七小时，为时共二十小时。团体带领者为第一位研究者，本身为担任婚姻与家庭谘商、团体谘商等相关专业课程的教师，有丰富的团体带领经验，且受过三年以上萨提尔模式的专业训练。根据萨提尔模式的主要理念，本团体目标以引导并协助成员探讨其与原生家庭的关系，藉以厘清其与家人或配偶或其它人的关系为主，团体名称为「家庭探源工作坊」。

本研究属单组的类实验设计，但研究目的并不在于做实验前、后的对照。对于团体实施的效果除了由「团体后问卷」中的回馈表来了解外，主要透过「焦点团体访谈」内容之分析来加以呈现。团体治疗因素的探讨则根据「团体后问卷」中团体治疗因素量表之分析结果。有关施测工具部份说明如下。

(一)团体后问卷：团体后问卷主要为「团体治疗因素量表」(李玉婵，民81)，以及简单的背景问题，包括年龄、婚姻状况等资料。于每次团体后请成员填答，另在整个团体全部结束后，再请成员针对整个团体的感觉填写一次。全部团体后之施测与焦点团体访谈同时，施测时间离团体结束约一周至三周不等。

本研究采用的「团体治疗因素量表」为李玉婵(民81)根据Yalom(1985)研究团体有效的治疗因素时所发现之十二项因素的卡片题目，加以改编所成。共有55题，包括十一分量表，分别为利他性、凝聚力、普遍性、人际学习、信息传递、情绪宣泄、认同仿效、家庭经验重现、自我了解、注入希望及存在因素等。作答采用Likert七点量尺，由团体参与成员就题目所叙述的内容与其在团体中经验相对照，圈选由1至7不同程度的号码，得分越高代表帮助越大。李玉婵(民81)以87名成员为对象，求得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α值)为 .95，各分量表的α值在 .62至 .88之间。李玉婵(民81)再请三名团体辅导专家进行专家效度考验，评定每个题目符合Yalom治疗因素的程度。总量表55题中有38题的符合度是100%，其余17题的符合度是66%；可知，其量表颇为符合Yalom的团体治疗因素理论。

(二)焦点团体访谈：本研究进行焦点团体访谈主要是想要从参与成员的角度来了解团体的疗效和变化历程。在团体全部结束后，配合成员方便的时间分四次举行焦点访谈，每次包括四至五位成员不等。为求研究的客观性，访谈员为另一位研究者，本身熟悉团体治疗、团体动力、质化研究，对萨提尔模式也相当了解。

焦点团体访谈的主要问题如下：(1)你觉得参与家庭探源团体后最大的收获，以及对你的帮助是什么？(请具体说明)；例如(A)与人的沟通，(B)规条的转化与选择，(C)看待亲友(原想寻求帮助的相关人)(含想法与感觉)，(D)如何看待自己(含想法与感觉)，或(E)其它。(2)你觉得这个团体会对你有帮助那是因为团体过程中的什么对你有一些影响或触发？例如：活动设计、音乐、时间长短、分组、领导员、成员、自己、情境......？(具体说明)。(3)对于此次活动，你觉得需要改进的地方为何？为什么？(4)请说明你觉得这次团体和以前参加过的团体(或你认为的小团体)有何特别或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