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提尔：“爱是治愈的力量”（一）

　　学会改变根深蒂固的规则，这些规则不鼓励、有时候阻碍了家庭成员在情感水平上应对彼此。

　　人性验证过程模型，本质上是经验的，它强调治疗师和家庭成员的合作，通过释放被视为每个家庭所固有的潜能以达到家庭系统的良好性（Srair & Bitter， 2000）。这种疗法强调清楚、一致的沟通以维持一个平衡的和支持性的家庭系统；而且，如果所有的家庭成员要作为个体和功能良好的系统的一部分而成长，则自尊的建立被认为是必要的。对这个模型而言尤为重要的是——对所有经验治疗方法都是如此——一个富于爱心的咨询师的个人投入，通常通过自我暴露，以他（她）自己的诚实和自发性情感进行示范。更特别的是，治疗师作为一个有必要时给予支持和帮助的人，鼓励家庭成员发展一个直接表达感情的过程，在很多情况下

　　代表人物 V.萨提尔（Virginia Satir）在家庭治疗运动历史上的中心位置已经提到过几次。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治疗运动的创始人中，萨提尔在以白人男性占优势的精神病学家中，以女性和社工的身份具有自己独特的地位。事实上，她可能先于大部分男性同行开始家庭治疗，据报道她在1951年首次进行了家庭治疗，并于1955 年在伊利诺州立精神病研究所中提供了首个家庭治疗的训练项目（Srair，1982）。几年后，她获悉在加里弗利亚州的帕罗.阿尔托有一个团队正致力于家庭研究（Vateson， Jachson， Haley， &Weakland， 1956）；她与他们进行了联系之后，被杰克逊邀请，帮助他开创了心理研究所（MRI）。萨提尔对训练的兴趣比研究更大，她很快著手演示她的治疗家庭技术，她的努力在她出版第一部描述联合的家庭治疗的书时达到顶峰（Satir， 1964），对治疗师和学生而言这是一本真正的具有开创性的教科书。

　　在30多年的时间里，直到她1988年去世，萨提尔一直都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尤其因为她鼓舞人心的家庭治疗示范而闻名于世（据说数量达400到500 次）。虽然由于她早期在MRI的工作，促使她补充了人本主义的框架和对大量促进成长的技术(感觉意识、舞蹈、体触、团体交流技术)的强调以唤起感受并澄清家庭沟通模式。在她的后期著作中，萨提尔（Satir， 1986）将她的方法确定为人性验证过程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治疗师和家庭通力合作以激发家庭内在的健康成长过程。开放的沟通和情绪的体验是有助于实现最终目标的机制，与此同时，家庭成员在治疗师的带领下，学会承担开放、一致、毫无防御地表达感受的风险。

　　萨提尔是一个极富号召力的领袖，一个真正的原创者；如果不向她的模型致以敬意，那么任何对于经验式家庭治疗师的讨论都是不完整的。她以一个温暖的、支持性的、亲切热情的、真诚的形象呈现于家庭面前（常常是在示范中而不是预先与家庭的接触中），并怀著人性本善和“爱是治愈的力量”的信念。（Satir & Baldwin， 1983），虽然后一信念使批评者们认为她是太过单纯和过分乐观，她仍然被追随者所尊敬并且深深地感动了她所治疗的家庭。她对来访者所实践的“爱”以及她 认为“爱”是实现能力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基于她最大程度地促成改变的假设上的。萨提尔假定人们希望的是完整的、真实的、敏感而且彼此真诚的。因此，她寻找 并发现了人们身上健康向上的行为背后（Lawrence， 1999）。对萨提尔而言，症状行为是“对误入歧途的适应性的努力”，而不是那个人固有的个性特征（Waters & Lawrence，1993）。有关她基本的哲学假定和治疗技术的概括可以在武兹与马丁（Woods & Martin， 1984）、布拉塞斯（Brothers， 1991）、安德鲁斯（Andreas， 1991）、萨提尔、班门、格伯和哥莫瑞（Satir， Banmen， Gerber UGomori，1991）、萨提尔与比特（Satir & Bitter， 2000）的著作中找到。

　　症状与家庭平衡

　　萨提尔关注作为一个平衡系统的家庭。她尤其想确定该系统中每个部分在保持整个单元平衡时所“付出”的“代价”。也就是说，她把个体成员的任何症状看成是 成长受到阻碍的一个信号，也看承是与家庭系统保持动态平衡的联系，这个家庭系统要保持平衡就需要其所有成员保持某种形式的成长阻碍和扭曲。

　　家庭成员的当前症状个萨提尔（1982）提供了“解开由每个人被扭曲、忽视、否认、投射、无助和未发现部分缠绕在一起的网络的最初线索，以便他们能与自己的能力相联系从而以功能正常的、健康的和快乐的方式应对问题”（第41页）。

　　个人成长与发展

　　萨提尔相信所有人都努力追求成长和发展，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充分发挥自己潜能所需的所有资源，只要我们能获取这些资源并学会发挥它们。更进一步，她指 出影响人类发展的三类因素：（a）不可改变的遗传天赋，决定了我们的生理，情绪和气质潜能；（b）纵向的影响，即在成长过程中学习得的学习结果；（c）持续的身心交互作用。

　　纵向的影响是指出生以来学习的综合，它尤为重要。这里，萨提尔强调儿童对最初的生存三人组（父亲、母亲、孩子）的经验是自我同一性的基本来源。成人自我价 值或自尊源于三人组建设性对破坏性的交互作用的经验的相对比例。儿童也学会解读双亲的信息；语词、语调、接触、脸色差异都对塑造未来的成人沟通模式起作用。

　　另一个个体成长中的重要因素是心灵、身体、感受三者的结合。身体部分常常具有隐喻意义；各个部分常常有个体赋予积极或消极的价值。有些部分受个体喜欢，有 些部分不被个体喜欢，有些部分需要唤醒。在萨提尔所称的一个治疗性的部分会谈中，治疗师鼓励来访者意识到这些部分并学会用一种“和谐而整合的方式运用它 们”（Satir & Baldwin， 1983， 第258页）。

　　萨提尔（1986）主张自我（每个人的）的内核包括八个独立但相互影响的成分或水平，它们共同对个人的幸福不断产生影响。萨提尔探究每个部分在个体身上不同程度的力量。在开发个体的丰富潜能的过程中，她力图在以下提到的一个或多哥水平上工作：

　　生理的（身体）

　　智力的（思想、逻辑、事实加工、左脑活动）

　　情绪的（感受、直觉、右脑活动）

　　感官的（听觉、视觉、触觉、知觉、嗅觉）

　　交互作用的（自己和他人之间的我—你交流）

　　背景的（色彩、声音、光线、温度、活动、空间、时间）

　　营养的（固体和液体的吸收以供给能量）

　　精神的（个体与生命意义，灵魂、生活力量的关系）

　　正如已经指出的，萨提尔相信，如果她能够帮助他们利用自己的潜能来滋养自己，那么所有人都拥有他们积极成长所需的全部资源。建立自尊，增进自我价值，扩展意识，暴露并校正家庭沟通方式中的差异，这些都是当萨提尔目力帮助每个家庭成员发展“幸福感”并尽可能变得“完整”所处理的问题。家庭成员能够确认并实践新的可能性的程度决定著他们将变化融入家庭生活中的可能性。在成功获得家庭弹性的同时，家庭成员将会发现新的解决委问题的方法。

　　家庭角色和沟通风格

　　萨提尔坚持认为家庭沟通的方式反映了其成员的自我价值感。功能失调的沟通（间接的、不清楚的、不完整的、没有澄清的、不准确的、扭曲的、不适当的）是功能失调的家庭系统的特征。萨提尔影响深远的贡献之一在于她简单的、但并不过分简单化的沟通风格的分类，在应对压力时尤为明显。她坚持说，在这种条件下，一个人与另一个有关系的人的沟通方式是五种方式之一（Satir，1972），这些风格通过身体姿态和身体语言表达的内容与通过言语表达的一样多。这五类分别是：（1）讨好者。表现为软弱的、试探性的、自我贬抑，总是赞成、道歉、试图迎合。（2）责备者。表现为支配、一成不变地找别人的不是、自以为公正地指责他人。（3）超理智者。采取一种僵化的态度，象机器人一样，疏离、沉著、冷静、保持理智控制同时确保不要情绪卷入。（4）打岔者。使他人注意力分散并且看上去不能与任何进行中的事物相联系，害怕因表明自己的观点而冒犯或伤害他人。（5）表里一致者。只有（5）看上去是真实的，真诚表达的，在恰当的背景下尽职地传递直接的信息（不是双重束缚的或其它混乱的信息）。

　　这些风格的各种组合存在于大多数家庭中，比如：以一个责备的妻子、责备的丈夫和一个讨好的孩子三人组为例：“正是学校，它们不再教任何东西”；“正式孩子在街上学到脏话的”；“那就是你教她的方式，她就像你一样”；“我会试著做得更好爸爸。您是绝对正确的，我明天就不再看电视，去图书馆学习……把碟子放在那里，我明天放学后就会西干净的”。在一对责备型/超理智型的夫妻中，妻子可能抱怨得很厉害：“我们几乎不再做爱；你对我不再有感情了吗？”丈夫可能冷漠地回答：“我当然爱你，否则就不会和你结婚了。可能我们对‘爱’的定义不同。”在一对超理智的夫妻（“今晚我们明确地讨论一下为什么你在数学方面有这么多的困难”）和一个打岔型的孩子（“现在我该去洗澡了”）的交谈中，什么也没搞定或解决；压力即便没有增加也仍然存在。表7.1列举说明了萨提尔的功能失调家庭沟通的四种模型。只有表里一致的个体在压力下才能维持自尊，确保他（她）的内部感受与清楚而直接的外部沟通和行为相匹配（Satir & Bitter， 2000）。

　　萨提尔坚持认为这些角色本质上是那些痛苦的人用以避免暴露自己的真实感受的必要姿态。因为他们缺乏能使他们成为自己的自尊。讨好者担心如果提出自己的意见或以任何独立于父母或配偶的方式来行动就会有不被赞成的风险。责备者也有感到受了威胁，为了掩饰自己空虚、无价值、不被爱的自我而以攻击作为反击手段。超理智的人只有保持一段距离才有安全感，他们依赖于自己的理智以避免承认他们也有感情和容易受伤。打岔者（常常是一个家庭中最小的孩子或家庭宠儿）只有通过表现出可爱和无害才能获得赞同。萨提尔是一个温暖的、关心人的、支持他人的、但也能无畏地坦白的人，她总是努力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直接对话，鼓励他们在沟通中保持一致，无条件地使语言与感受相匹配，与身体姿势相匹配。

　　“种子”模型在萨提尔主持的工作坊中，他常常呈现良种相反的世界观，她称之为“威胁和奖赏”模型以及“种子”模型。前一模型中的关系假设了一个层级中一些人为另一些人确定规则使其无条件地接受。该层级建立在权力者坚持终生的角色上。虽然那些处在顶层的人并不一定有恶意，但他们的行为却制造了那些感到软弱并且自尊心很低的人。不论该模型是建立在性别还是较低社会地位的基础上，“威胁和奖赏”模型都期望服从。不副的代价就是内疚、恐惧或拒绝。憎恨和敌意感也很普遍，有些人甚至有绝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