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成为家庭治疗师的

　　顺便说一下，我大部分的治疗工具都是在偶然事件或根据某一刻的治疗需要形成的。例如，模拟家庭工具是在1962年到1963年期间我在科罗拉多州福利大会进行家庭治疗演示时发明的。当时因为人们忘记了安排一个我所要工作的家庭，当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努力克服随之而来的恐慌，我告诉自己：“好的，维吉尼亚，如果你对家庭系统是如此熟悉，你应该能够进行模拟家庭演示。”这是我头脑中突然冒出的想法。我尝试着这样去做，后来证明它不仅效果显著，而且成为了我一直使用的工具。

　　沟通姿态是某一天我正在思考我所遇到的各种沟通应对方式时形成的。我头脑中自发地出现五种不同的行为应对方式，这与我多年来观察到的情况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五种行为似乎都是为了生存，但表现出这些行为的人们却对此没有觉察。现在我相信一个人在内心感受和外部表现之间可能并不相同，我称之为不一致。这并不是新观点，但是我在其中增加了一个生动的身体姿势画面。

　　由于我认为身体姿势比言语更有效、更清晰，所以我发明了所谓的沟通姿态。我已经发现，特定类型的语言会伴随着特定类型的身体姿势和情感。我只是把它们加以扩展，变得更加夸张化。例如，对一个抑郁的人，我让他以一个笨拙的失去平衡的姿势跪着，头向上看，肩膀弓着似乎乞求某人的拯救，似乎这才是他生存下去的理由。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姿势雕塑出互动的方式，表达了人际间的疏远和地位的高低。我也能够看到人们如何同时表达两种信息，例如“过来”和“走开”，我称这样的形式为家庭雕塑。这一工具在使用中被不断发展，现已成为引发觉察的有力工具。

　　1964年，伊沙兰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我发现了那些被统称为情感领域的知识。在那里我遇到了那些终身对此进行研究的人们，至此我才意识到在治疗领域我所观察到的只是一部分，而其他一些人已经探索得更深入了。

　　关于自尊的概念一直是我工作的重点。现在对我来说，似乎自尊与我们的灵魂和精神——自己神圣的部分——的密切程度就如同它与我们的身体、情绪、智力、我——您关系的体验及信念的相关程度一样。

　　于是，我似乎开始明白，无论何时，当我们试图开始帮助其他人时，就必须对人类的灵魂带着深深的欣赏。二十年前我非常小心地避免谈论、甚至提及灵魂，因为那是组织严谨的宗教领地，在心理治疗的“科学”中尚没有它的位置。

　　我相信我们正在开始突破性地进入一个完整的新的精神世界。我发现，获得自我价值感的人是不需要依靠别人而不劳而获的。他们明白，他们的生存更多建立在他们有能力清楚地知道自己就是决策的制定者，因为他们主宰着自己的反应和行为。他们坚信，生命是一个发展过程，总是能够改变，而且他们有勇气愿意冒险。我现在认为，治疗师的工作就是帮助来访者形成这些品质。我也清楚如何改变人们的互动系统使它朝向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是相反的方向迈进。

　　随着我不断的成长，我已经拥有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告诉我存在某些可以被称作生命力或普遍精神的东西。我知道这种力量包含了许多方面，它们强有力地塑造着人类行为。对我来说它有点像电流，总是在那里，等着人们去确认并学会如何使用它以实现有益的目标，这大概就是被称之为是精神力量的东西、某些我们体验到的类似于氛围的东西。常常有一些观点认为，每个人的身体都像一个发电单位，是我们的能量发动器，利用电力的大小主要由对自我价值的肯定程度和感受所控制。我知道当我处于低自尊状态时，我的能量就会低，并且常常指向错误的方向，即大多数时候都是反对自己的。对我来说，这些体验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前进方向。不过，很多时候，我认为我很难自己帮助自己，因为涌现出这么多的体验，我需要强迫自己才能在这个方向上进行观察和探索。

　　作为家庭治疗师，我现在知道，我要做的事情是尽可能地促进每个家庭成员自我的发展，并在家庭、社会机构以及整个世界中建立滋养型的人际关系。

　　这显然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作为治疗师或老师，我发现，如果要很好地帮助人们开始去冒险改变和建立可靠的信任关系，我自身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否则在家庭治疗和培训中都不可能产生太好的效果。

　　因此，我自己继续前行的方向就是观察和体验所有能够开启新蓝图的事情。正是在那条路上，我觉得我的“成长历程”将随着我面前打开的蓝图而继续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