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成为家庭治疗师的

　　在二十五年前，1951年1月，我无意中发现了我的第一个带有“治疗”性质的家庭，一不留神我闯入了后来所谓的“家庭治疗”。那时的我作为一名心理分析治疗师已经有八年的个体治疗经验。心理分析治疗让病人发生改变的时间需要很长，但整体来说效果还不错，所以我才敢于从事私人执业。在“闯入家庭治疗”以前，我有六年的中小学教学经历和八年的个体治疗经验。

　　当时，我接手了一名二十四岁的女病人，之前她被诊断为“门诊精神分裂症（ambulatory schizophrenia）”。（译者注：指症状较轻的精神分裂症，病人不需要住院治疗，只需定期到门诊复查，这是国外的设置。）在我这里经过大约六个月的隔周一次的治疗疗程后，病人的状态有了很大的改善。就在这时，病人的妈妈给我打电话，威胁说要起诉我使她们母女情感疏远。尽管表面上她在威胁我，但让我感受到更多的是隐藏在威胁背后的恳求和伤痛。因此，我邀请她一起参加女儿和我的治疗会谈，她马上就接受了邀请。

　　母亲加入会谈后，病人立即退回到我和她初次见面时的状态。病人所有的成长都从我眼前消失殆尽。我瞬间陷入了怀疑、愤怒、自责等许多情绪的包围之中，直到我的大脑最后告诫我要跳出情绪，只是去观察发生了什么，我才开始冷静下来，不再只是去关注言语的内容，而是试着去观察母女间的非言语信息。我注意到其中有重复的模式在她们之间发生，似乎女儿在与妈妈的互动中采用了与我的互动不同的方式。接下来的观察更让我发现似乎她与妈妈之间的互动模式比与我之间的互动模式更加强大。后来，我从理论上认识到，她之所以会那样，是因为她和妈妈的关系是建立在生存的基础上，而与我则不是。再后来，我意识到除非病人转变为行为的主动发起者，而不仅仅只是回应者，否则她将毫无希望地成为他人行为的受害者。

　　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些，但是我开始理解对当前互动线索的回应如何影响了人类的行为，这些行为又是如何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可预测的模式。当时我也并不理解，而这些模式反过来又是如何编织成一个系统来满足生存的需要的，但我很清楚自己正在违背心理分析治疗的规则：不要见病人的其他关系人。后来，在与女儿和妈妈一起工作到五或六周的某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关系中可能还有爸爸。我询问她们后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因为过去的那幅病理性的画面只有妈妈，因而是不完整的，所以我邀请了爸爸加入，我再次违反了心理分析治疗的重要规则。爸爸也接受了邀请加入我们的治疗，他的进入使那些模式有了更多的互动，这与我所看到的母亲和女儿之间的情况是一致的。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我所看到的就是后来被贝特森和杰克逊命名为“双重束缚”的现象。这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所共有的互动模式。后来，病人的所谓“好哥哥”也加入了会谈，这个家庭的画面终于完整了。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治疗进展得很好。我认为，拯救我并鼓励我继续进行下去的是我忘记了治疗，我只是观察和谈论我所看到的，理论化是后来的事情。当时文献上除了弗洛伊德的小汉斯个案和沙利文的人际理论，绝没有任何相关的记载。我所认识的人中也没有任何人在治疗中接待除了当事人之外的其他人。我当时觉得非常孤独。此外，在这段时间我的生计完全依赖私人执业的收入，所以我必须获得“令人满意的客户”（能够支付治疗费用的病人）；同时为了职业的声誉，我不能让病人出现自杀或者伤害他人的情况。为了我的职业操守，我当然也不能强迫任何病人为我的目标服务。那个年代，心理治疗基本上采用的都是精神分析的方法，我也试图遵守这一状况。此外，这也是我治疗的唯一途径，我当时拥有的唯一工具就是精神分析。

　　此后，我开始逐渐邀请其他病人的家庭成员加入到治疗会谈中，观察是否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对于观察到的这些现象，我还没有完全理解，另外也不知道如何去创造性地解决。

　　后来我从经验中发明了一个新的治疗工具，我称之为“家庭生活事件编年史”（family life fact chronology）。当所有家庭成员都在场的情况下，我会记录每个家庭成员的生活事件中的基本事实，即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对谁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并不是社会史，而是家庭编年史。我侧重记录那些具有发展意义的事件和创伤性的故事，我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只是简单地认为，如果我列出家庭中的父母从出生到现在每年发生的事件，就能够获得一些有关这个家庭发展完整的感受。这个工具让我有机会了解家庭中的每个成员对“编年史”中的事件是如何体验的。

　　在询问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很少有家庭成员真正了解事实，他们彼此的观点也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对事实有着完全相反的看法。也许“家庭生活事件编年史”最大的价值在于，它谈论的是过去的事情，但事实上却是在构建当前家庭的现实情境。家庭成员间可以通过“家庭生活事件编年史”开始彼此的沟通，包括添加、纠正、告知和正视各种信息。此外，这一工具也有助于我理解他们过去的情况并获得当前家庭纠结的各种力量的线索，而正是这些力量提供了家庭发展的动力。“家庭编年史”成为一种按时间和地点排列家庭事件的可信赖的工具。我试图将这些家庭中发生的事件呈现给冒险而来的家庭，对于家庭中所发生的不管是正性还是负性的事件我都会给予同等的关注，因为我的主要目的是让家庭成员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个人对互动信息的回应方式上。

　　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个编年史对我最大的回报就是它被证明是一种可以信赖和易于理解的工具，它能真正地揭示当前家庭的互动方式。我开始真正了解家庭中每个人对其他人的想象和期待，而事实上这些在他们之间从未被澄清过。这一点就是我现在的沟通理论的基础。

　　在完成了几百个案例后，我开始看到家庭中各种系统的出现和影响，由此我的信心倍增。这一工具也成为我现在帮助个体做家庭重塑（我发展的另外一个工具）前做准备的基础。我开始明白，一个人在生命早期所获得的知觉常常成为他衡量所处世界以及其他人的标准，似乎他仍然生活在儿时的情境中。这并不一定是个新观点，我称其为“过去的学习经验”。我有所创新的部分是我能够帮助人们在觉得安全的情况下重新认识和理解他实际所处的情境，而不再继续停留在早年的感觉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