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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青少年先改变,这不公平

作者:上海晨报|文章出处:上海晨报|更新时间:2011-12-07

  ----上海晨报专访萨提亚大师约翰·贝曼博士(三)

  约翰·贝曼希望有机会可以培训家长,帮助他们改变与孩子的应对方式。这是个不错的主义。

  约翰·贝曼看到什么了呢?他看到很多家长和老师有一个好的动机,但是他们用了错误的方式,没有让孩子看到这部分。这是很遗憾的。

  星期日:帮助家长改变他们与孩子相处和应对的方式,是很多读者非常关注的。我在报纸上刊登了我与一名初中女生的书信往来。她很信任我,告诉我很多她的内心世界。许多青少年也因此写信给我,告诉我他们的想法。他们很不快乐。我一直在想,如果他们身边的成人,家长和老师,特别是家长不改变,他们怎么办?

  约翰·贝曼:我觉得这个不公平。就是让青少年先改变。我想让老师和家长们先改变。在萨提亚模式中,家长和老师要停止指责。如果我停止指责,我就能更好地听见你,我一停止指责,我就能听见你了。当我听见你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我的关爱,当你感受到我的关爱的时候,你就会更好地与我联接。你就会感受到,我所希望的是限制,而不是指责。你能感受到,是我想要关心你,而不是我想改变你,指责你不好。

  所以,在美国和加拿大,开展了很多项目,这些项目是帮助青少年去适应那些指责,但这真的很难。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做的。我们怎么做呢?我想让青少年感觉到自己更有力量,可以为自己负责。因此,当他被指责时,他就不会被触动,只会把它看做是一个行为。他会知道,在行为的背后,会有很多动机,是一些好的动机,需要孩子们听见。

  我举个例子,我是父亲,我打你,你看到我的好的动机吗,很难吧?作为孩子,在我打你时,你是很难看到我的动机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确实是有一个好的动机,因为我想让你更好,我关心你,希望你更好。我知道的方法,就是打你。如果你能看到我有好的动机,你就可能生存下来了,你就不需要自杀了,你也不需要叛逆了。但这个不公平。但是可以做到。青少年如果想感觉好,那么他就要知道,他是够好的。父母只是想帮助他,当父母想打他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父母好的动机,而不会认为自己不够好。这不是最好的答案,但是一个足够好的方法可以对待。比现在的情况好一些。如果我将来有机会,我将教老师,如何去接纳孩子的不同。我也会教孩子如何更好地照顾自己。我会教他们如何更好地理解他们的父母。然后父母就会改变。

  星期日:有这个可能性,我来牵头。

  约翰·贝曼:有三个方法。一个是培训教师,一个是教父母。一个是教青少年。

  星期日:当我收到青少年来信时,我看到他们的愤怒。我能感受到。现实是,成人不改变,但却要求青少年改变,这个特别艰难。对于这部分,我对你有期待,我希望透过报纸,你对他们说些话。

  约翰·贝曼:所以,让我们看一下,你能给他们什么,是他们所需求的。不是作为治疗师,而是作为记者。一个是你可以接纳。你可以告诉他们,你能听到他们的哭泣。你能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他们。第二,我想,你可以给他们一些希望,说一切会变好。第三,他们可以更少对成人有反应。他们不需要被触动。事实上,大多数父母的动机都是好的,但方法是坏的。好的动机,坏的方法。能听到好的动机吗?或者如果能听到更多好的动机,就可以应对他们坏的行为了。

  你可以更个体地为他们做。如果有青少年写信给你,你可以问他,父母有没有表现出他们好的动机。如果他说没有,你可以问他,那你可以从别人那里获得吗?你也可能教他们,看上去,他们给消极的部分太大的权利了。比如,我恐惧,我活在我的恐惧中,我给我的恐惧太多的力量了。我害怕,我给我的害怕太多的力量了。或者我觉得很无助,我给我的受伤太大的力量了。怎样才能照顾好自己。如果他们叛逆,他们就放弃了权利。如果他们为自己负责的话,他们就可以减轻痛苦。我也可以做这部分工作

  星期日:我的另外一个观察是,这些青少年的父母是很恐惧的。他们在恐惧什么?

  约翰·贝曼:是的。有时候,他们更多的恐惧是来自无助:我是父母,我应该什么都懂,但我不知道做什么。有的时候,会让他们觉得害怕。有时,会触动他们未完成的事件。有的时候,他们希望知道答案,但是他们没有。

  童年时,我在感情上从来没有归属感

  我们已经用了三周的时间,听来自加拿大的约翰·贝曼说话。他的很多想法对我们有帮助。有时,他是如此了解我们,就好像他就生活在我们身边。你好奇吗?他是谁,他有着怎样的经历,使他成为现在的约翰·贝曼。什么是一个人的童年?什么是童年时的感受?这个感受对人有着怎样的影响?什么样的影响将成为一个人终生受用的资源?采访进行到约翰·贝曼对自己的讲述。希望我们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部分。

  星期日:我从来没有听你介绍你的童年,我通过看书知道你童年的一些故事。我现在很愿意听你谈谈这一部分,如果你愿意。但是我更想知道你童年时候的感受和期待。

  约翰·贝曼:先讲我的家庭。我来自一个有七个孩子的家庭,我是最小的,他们总是把我当成孩子看。我们住在乌克兰,我们是荷兰人,我们说三种语言,俄语、荷兰语和德语。在革命前(记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我父亲是一个很有钱的农民,我母亲很穷,因此他们在身份地位上有很大的差异,但他们非常恩爱,后来他们结婚了,有了这些孩子。姐姐的年龄已经足够做我母亲了。当我出生时,我母亲45岁。二战结束时,我已经出生了。然后我们就从乌克兰到了德国,然后从德国到了加拿大。我对乌克兰知之甚少,我那时只是个小孩子。我只记得政府把所有人的东西都拿走了。所以当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已经很穷了。我们没有钱、没有土地、没有农场。

  星期日:穷的时候,家人的关系如何?穷的事实给你带来实际的压力了吗?

  约翰·贝曼:我还记得家人的互相支持,母亲很关心我们,也很有责任心。然后我们去了德国,在那里我父亲去世了。我母亲在加拿大有两个兄弟,她给他们写信,然后他们说来加拿大吧。所以我和最小的姐姐、最小的哥哥,还有妈妈,一起去了加拿大。剩下的就留在了德国。在德国的时候,我在德语学校呆了两年,然后我就去了加拿大,学习英语。我的成长环境很贫穷,充满惊吓,和别人很不同。因此在我的童年,我在感情上从来没有归属感。当我到了加拿大以后,我学习了英语。我哥哥也学英语,但他没去学校,他那时候大约18岁,我姐姐大概26岁。所以我是唯一一个在加拿大上学的,那时候我12岁。12岁的时候,我只知道一个英语单词,就是“不”(no)。我很喜欢学校,我学得很快。我母亲从来不会说英语,只有我姐姐和哥哥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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